新书：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作者: 章清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9-2
定价: 118.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ISBN: 9787520139038

本书简介

“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以分科为标识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即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并摈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科”为基本框架的“中学”分类体系。影响所及，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故此，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自有其必要性。本书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并藉此把握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作者简介

1964年10月生于四川。198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专业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98年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曾任历史副系主任、系主任，现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中国史组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科组副主任委员。

本书

自序／i
引论　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历史的维度／001
一　“西学东渐”历史图景的塑造／004
二　并非“已知”的西方学科知识形成的背景／030
三　“日本因素”的呈现及其意义／036
四　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本土的作用／051
五　塑造近代历史的物质因素、技术背景／058
第一章　“西学门径”的探讨：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069
一　“穷理学为百学之门”／071
二　学科论述的转向：格致之学的内涵／082
三　“采西学”：学科次第问题的浮现／093
四　学科次第与“西学门径”／113
第二章　“中西学门径”：“体用”之辨的学科史意义／129
一　中西初识时围绕知识“本原”的辨析／131
二　新教传教士“援西入中”之策略／142
三　“中学”与“西学”：“中体西用”论浮现的背景／150
四　近代学科知识的“普世性”与“现代性”／162
五　学科规划与体用论／174
第三章　学、政、教：中学、西学之分与合／192
一　“西政”“西学”无关“西教”／194
二　“政”与“艺”：接引西学的变奏／220
三　“学”与“术”：由分到合／238
四　无法替代“政”与“教”的“学”／251
第四章　西学、东学书籍的“汇编”及“知识再生产”／258
一　西学“汇编”：知识的编辑与复制／265
二　西学“汇编”资料的多种形态／274
三　“经世文编”中的西学／306
四　报章媒介作为西学的载体／317
五　西学知识编纂：形式与内容／330
第五章　科举改制与“策问”：接引西学的特殊机制／340
一　科举改革与“策问”／342
二　“策论”：对新式知识之接引／356
三　“策问”资料的编辑与出版／373
四　“策问”资料所呈现的西学／390
第六章　质疑“现代性”：晚清中国士人“阅读世界”之一瞥／408
一　“睁眼看世界”：阅读西书之肇端／411
二　接受西学：“纵向”与“横向”的限制／419
三　引导下的“阅读”：课艺提供的例证／429
四　日记：私人的阅读／448
五　理解“现代性”的屏障／465
结语／472
征引文献／495
索引／520

自序

“海上通商，开辟一大变，中国道不行也。道在天地，无中外，无殊同，地偏者俗异，俗异者教异，教异者势必极，势极而后必一反于道天也。”这番话，是一位学子在回答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所出课艺时给出的答案。同样是针对“道”，王国维1924年在一篇文字中则阐述了这样的看法：“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据此可看出，认识到斯时的天下不再是“道出于一”，中国之道难以行于天下，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与之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晚清以降的读书人还致力于思考是否有“无中外”“无殊同”之“道”。而既然“道出于二”，能体现“无中外”“无殊同”的，则只能归于“学”。这也成为晚清士人思虑之枢机。项芳兰1896年在日记中曾录下一群温州籍士人围绕“中学”与“西学”的交流：“西学中学，将来必有合一之时”，这是项明确表达的看法；黄绍第则忧心于“将来五大洲合一，必有同用一文，同尊一教者，将何所从？”当然，何谓“学”，如何区分“道”与“学”，也还是问题。罗振玉对清朝学术源流之辨析，其目中之“学”，即可视作“道”：“海禁未开以前，学说统一，周孔以外无他学也。自西学东渐，学术乃歧为二。”

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通常也归之于王国维的发明，实际上，自中西接触以来，以此立言者并不乏人。孙宝瑄1897年在日记中也曾表示，居今之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这也意味着，中西之间自明末清初以来所展开的文化交流，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在“学”这一层面大致实现了所谓“中外无异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即表明他们那一辈期望创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谓“学”，不再是“西学”，也不是所谓“新学”，而成为“近代知识”的代名词，并且涵盖“诸学科”；甚至与“道”有着紧密关联的“教”与“政”，也被安置于“宗教”与“政治”之学。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其影响既深且巨，堪称理解这段历史重要的维度。晚清士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认识到有别于“中学”之“西学”后，所图谋的也正是中西之“会通”，并且最终走向的是中学与西学之“会通”。

学科知识的成长，这一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近些年一直引发世界各国从事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浓厚的兴趣。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者，自不例外。“变”乃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所在，其中极为显著且影响至今的，无疑即是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包括物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一系列今日统称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近代学科知识体系，即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纳，并摈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科”为基本框架的“中学”分类体系。影响所及，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基础，也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转而采纳近代学科知识所提供的“知识资源”。故此，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成长的视野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也自有其必要性。本书的中心旨趣，即是以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学”与“西学”的会通为切入点，并借此把握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颇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作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将晚清与五四联系起来，其意义不只是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将这两个时段打通，多少可以从一个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认知近代中国的问题（自然此还远谈不上“长时段”）。就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来说，所贯穿的实已超越此两个时段。将此确定为“援西入中”的产物，多少预示着此与“西学”传播的各个阶段密切相关，因此，即便其成长的时段主要是晚清及民国时期，也有必要上溯到明清之际，以寻求问题的起点。由耶稣会士所开启的这一过程，通常表述为“西学东渐”，或更准确地称为“西方知识对东方的渗透”。只是，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确立固可归于“援西入中”的产物，但所援之“西”为何，本身即是问题。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问题转向西方，其实这样的困惑同样存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传统起到哪些作用？是否对科学的进程和形态产生了持久而连续的深刻影响？西方科学史学界就有长期争辩。围绕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撞击，也不乏这样的追问：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西学知识，是否能代表斯时的西方文化？具体到学科知识的讨论，确有必要指出，在近代之初（耶稣会士来华之初），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知识仍被视为一个整体，科学也没有分化成众多的门类。重要的是，科学的进展不是同时取得的，而是各自在不同时期取得的，中国本土对近代学科知识的接纳，自然也因此受到影响。

与探寻问题的起点相比，判明近代中国学科知识形成的标志，更是困难重重，颇难确立衡量的标准。基于“学科的制度化”自是审视学科某一分科知识成长的重要维度，然而，具体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学科，在成长的线索上却又大相径庭。以最古老的史学来说，通常即认为截至18世纪末，历史研究才取得一种文艺类别、学科和“科学”的地位，并取得一种职业地位。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也是在18世纪方从“自然史领域”脱离出来，并且在19世纪初进入其发展的决定性阶段。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作为“援西入中”的产物，亦可参照此进行审视。而“转型年代”成为把握这段历史之枢机，也意味着近代中国的知识传播与知识转型，构成其中引人瞩目的一环。大致说来，基于中国背景检讨近代学科知识的形成，需要考虑两类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是西方以分科为标志的近代知识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基于怎样的背景接引的。就前者来说，自当关注于“西学”（“东学”）传入中国所涉及的相关著述、各学科专门术语的翻译及标准术语词汇的出现、新术语在中国思想发展新的历史阶段的应用等问题。而就后者来说，则关乎“知识分科”发生的制度和社会背景，如各层次教育中新课程的输入和介绍、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公众对新学科的反应及对这段历史的重构等问题。当然，问题绝非如此单纯。以“西学东渐”来说，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无论是耶稣会士，还是新教传教士，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呢，则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所谓之“关键”。这也构成审视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不可回避的问题。唯有对此有基本的把握，或也才能判明近代中国的学科知识在什么时候大致成形。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20、30年代正是近代中国学科知识逐渐成形的关键时期。在“学科的制度化”这一关键环节，不仅新式教育已逐渐通过各种制度加以落实，中央研究院1928年的成立，也意味着不少学科陆续建立起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并且活跃于该学科的学科共同体还试图厘清各自的研究领地及其边界。

无论基于怎样的维度看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近代学科知识的“援西入中”，对于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自有其重要性。这一过程不仅持续影响到当下中国学术的理论和实践，而且从20世纪初开始，更通过大量基于近代学科知识所展开的历史追溯，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不宁唯是，影响是全方位的，现代汉语接纳诸多新名词、新概念，不少即可归到“学科术语”中。这自与理解另一种文化息息相关，正是各种新知的涌入，导致“新名词不能不撰”，相应的，也催生了各种“新名词”与“新概念”。尤有甚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所有重要问题的展开，都受到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所接受的学科知识的影响。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并无意说明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乃“知识移植”的过程。对于“中学”“西学”在近代的对话，也有必要大致区别出由“分”到“合”的两条线索：其一是依托“国别性”展开论述，故要别立“中西”，辩论“体用”；其二则是立足“普世性”展开论辩，强调知识的“现代性”特征。其中所发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转变则是西学转化为新学，中西之争也转化为新旧之争。由“西学”到“新学”，突出的是学之“普世性”，不仅直面中国处于落后位置，还将世界之竞争定位于“学”。由“学战”到“思想战”，即堪称理解清季民国时期此一转向的重要维度。明显由“商战”发展而来的“学战”，传递的是对技艺背后之“学”的重视；“思想战”主张的浮现，则上升为对社会变动的思考，其中之差异也至为明显。无论如何表述，都意味着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的大量涌现构成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象征。一方面，逐步发展起来的大学（包括研究机构），显示出此一时期思想学术发展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伴随报章、书局、大学等思想学术园地的成长，读书人的基本生活形态也因此产生重大变化，写作方式乃至谋生手段也烙上新时代的印痕。以此而论，对于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的把握，也有必要结合这些环节展开。重点还在于，此一过程仍处于“未完成性”的状态，在历史的“长程”中才能更好把握。

读史多年，所思考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清季民国这段历史，将目光聚焦于近代学科知识的成长，则是由诸多机缘所造就。2000年，我很荣幸参与到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朗宓榭（Michael Lacker）、阿梅龙（Iwo Amelung）、顾有信（Joachim Kurtz）等教授主持的国际性项目“中西学术交流：历史与哲学的维度”（Exchanges of Knowle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Dimensions）。加入这个项目，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德国方面审视近代中国学科形成的基本视野。随后，我与朗宓榭教授共同申请了课题“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Disciplines in China），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德国学术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使中德双方更多的年轻学者参与进来。再以后，2009年我本人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外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还有幸受邀承担张寿安教授主持的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1600～1949”子课题，有机会到美国参加圣克鲁兹加州大学组织的学术会议“Cosmopolitanism in China, 1600～1949”，以及赴德国出席哥廷根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Questioning Modernity: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更令人难忘的则是这些年与日本学界的沟通。或作为访问学者，或参加学术会议，每年差不多都有不短的时间到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等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可以方便利用日本各方收藏的珍贵史料。正是这样难得的机缘，也使我得以分享各位师友的隆情高谊。实际上，就近代学科知识成长这一课题来说，涉及多语种的史料及相关研究，也确实需要众多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展开。在此要向众多师友，谨致谢忱。同时，本书参考和所利用的一些资料，许多年轻朋友曾代为核查、复制，这里也要表达特别的感谢。当然，也要感谢妻子给予的理解与支持，能够体谅、包容我的一切。

即便从2000年算起，围绕近代中国学科知识的成长这一课题，也已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相比其他课题，完成此一书稿的时间无疑是延续最长久的。这固然是因为问题有其复杂性，更是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下正处于“史料丛出”的时代。在此过程中，先期研究成果也陆续有所发表。其中包括《“采西学”：学科次第之论辩及其意义——略论晚清对“西学门径”的探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策问”与科举体制下对“西学”的接引——以〈中外策问大观〉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年第58期）、《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历史的维度——以晚清出版的西学汇编资料为中心》（『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2009年第4号）、《晚清西学“汇编”与本土回应》（《复旦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清末西學書の編纂にみえる西洋知識の受容」（『東アジアにおける近代知の空間の形成』東方書店、2013）等。这些论文大体上都是应邀参加学术会议所写，在此过程中，也得以分享各位论文评议人，以及编辑人员的批评与建议。当然，对上述相关问题的分析，都建立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受惠于各方所整理的各种资料。

本书最终的呈现方式，也经历了一番曲折。原本计划以主题论文集的形式发表，围绕此一课题所发表的十余篇论文，汇集起来已有一定篇幅，大致亦能呈现近代中国学科知识成长的基本图景。但回过头再看前些年所撰写的文字，已很难令自己满意了。这自是因为有更多史料需要补充，还不乏一些讹误需要订正。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遂下决心按照书稿的方式对以往的研究进行重新组织，不仅史料上多有补充，还增补了许多新的内容。当然，本书针对近代中国学科知识形成的分析，尽管已涉及不同层面，但显然还不足以涵盖此一课题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受篇幅的限制，原本有专章论述的新名词、新概念以及各学科专史与教科书的书写等部分，也只好舍弃。当然，问题所涉及资料仍有不少未曾寓目，更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种种遗憾，只有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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